回望李约瑟中国情缘，兼谈中国崛起真正含义

来源：     发布时间：2021-01-07 11:27:00      

在剑桥大学卡莱尔学院斜对面，有一座大屋顶式中国风格的典雅建筑，与翠林清溪为伴。它就是著名的李约瑟研究所。迎门是园林，不远处是一棵不大的菩提树。树底下是一圈花坛。花坛的边上左、中、右镶嵌着三块墓碑。其中一块是李约瑟的，另外一块是他的英国夫人李大斐的，还有一块是他的中国妻子鲁桂珍的。斯人已去，可是一段跨越大半个世纪的文化奇缘却永远地留在康河之畔。它因剑桥而起，却感动了中国，改变了世界对中国的看法。

李约瑟原名Joseph Needham，24岁在剑桥大学Gonvill & Cauis学院获哲学与科学双博士学位。毕业后留学任教。同年与Dorothy Moyle结为伉俪。Needham 31岁发表《胚胎学史》，被学界誉为“化学胚胎学之父”。夫人擅长蛋白质化学。两人都是英国皇家科学学院院士。

Needham不仅是杰出的生物化学家，而且当时在科学史与科学哲学方面也有进步的世界观。如果继续从事生物化学的研究，很有可能成为他的老师霍普金斯式的人物。可是这一切，随着三位中国学生的到来而改变了。

1937年，Moyle招收了三位来自中国的学生。其中一位叫鲁桂珍。这位年刚三十，身着旗袍的中国学者很快就吸引了Needham的注意。鲁桂珍生于南京，祖籍湖北，父亲经营药材。抗战初期，做飞行员的未婚夫牺牲战场，从此独身。而她给Needham讲述人类历史上的一些最基本的技术，都是从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开始的。这样的观点，更使Needham对中国的科学技术史着迷。从此以后，Needham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名字也改成了李约瑟，因为他崇拜老子（原名李聃）。夫人的名字也改了，取名李大斐。

这一年李约瑟37岁，他开始学汉字，读中国的经典如《庄子》，启程走遍中国的山山水水。在抗战期间还以英国皇家科学院代表率团援华，在任英国驻华大使馆科学参赞期间还在重庆主持筹建中英科学合作馆，帮助战时的中国。

更重要的是，李约瑟后来在剑桥在中国长期助手协助下编撰《中国科学技术史》，前后34卷，向世界展示古老中国对世界科学技术的巨大贡献，并正确地指出，在公元以后一千五百年里中国的科学技术一直领先西方。

李约瑟把自己放弃生物化学正值顶峰的事业转而研究中国的科学技术史称为一种“皈依”（conversion）。据《圣经》记载，虔诚的犹太教徒Saulos前往Damascus搜捕基督徒。半路上忽然耶稣出现，圣光四射。耶稣劝说Saulos停止搜捕基督徒，皈依基督教。于是Saulos改名Paolos，转而传播基督福音。李约瑟自己曾经引用这一故事来比拟他对中国文化的皈依。

在这一过程中，鲁桂珍始终扮演了重要角色。我们完全可以说，假如没有鲁桂珍，就不可能出现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只会有生化专家李约瑟。

用李约瑟自己的话说，鲁桂珍是他热心从事传播中国文化事业的“荷尔蒙”。从语言的启蒙到中国文化的介绍，从多次前往中国考察到浩瀚如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编撰，鲁桂珍都是李约瑟难得的助手。更为重要的是，李大斐晚年体弱多病，鲁桂珍对李约瑟的生活多有照顾。三人情同兄妹，几十年如一日。能够这样，也多亏李夫人温顺、大度、顾全大局。真可谓大爱无疆，堪称楷模。1987年，李大斐与世长辞。“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两年以后，在朋友的主持下，89岁的李约瑟与85岁的鲁桂珍在凯思学院的教堂举行婚礼。52年的等待，终于圆满了一世情缘。1991年，鲁桂珍磕然长逝。李约瑟痛失伴侣，靠护士照料衣食起居。1995年，这位世纪老人走完了风雨兼程的一生，中西文化的传播也失去一位难得的信使。

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李约瑟提出了这样令人深省的几个问题：为什么在公元后一千五百年间中国发展科学比西方更为有效与领先？为什么具有系统实验和自然知识假说数学化特征的近代自然科学及随之而来的工业革命首先在西方兴起？为什么中国传统科学基本上处于经验阶段或达芬奇式的水平，而未能自发地出现近代科学或伽利略式的突破及随之而来的工业革命？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

对于这一难题，李约瑟自己的结论是，这是因为中国长期以来强势的封建官僚制度。在这样的制度里，权力高度集中在皇帝一人手中，皇帝直接管理官僚。这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封建体制。在西方的封建体制中，国王通过贵族来管理国家。中国的封建体制通过科举制度选拔了大批优秀的人才，有利于有效地发展科技，比如天文、历法、四大发明、大运河的开凿。可是另一方面，这样的体制由于权力高度集中，不利于民间开发、利用科技，技术领域几乎没有竞争，所以出现了“难题”中描述的局面。

李约瑟的结论固然重要，却没有考虑科学范式的问题。中西方文化与科学技术分属两种完全不同的范式。前者以整体论哲学、实用化研究方法为特征，后者以还原论哲学、公理化研究方法为基础。两者存在巨大的差异，可以互补，很难趋同。以一种文化的范式来衡量另外一种文化范式，无异于方枘圆凿。用西方的范式来解释道家、中医、风水，就变成缘木求鱼。

更何况，科学技术史从本质上讲还是历史。在历史的游戏规则中，成王败寇是永恒的主题。文艺复兴、工业革命，是近、现代西方先于东方发展，但这只是一个风水轮流转的问题，没有人敢说西方的文明能永葆青春与活力，而东方文明又不再有东山再起的时候。历史永远是胜利者的历史。最近读一本名为《写文化》的书，是有关人类学、民族志方面的新作。人类学从英国学者马林诺夫斯基开始，一直是田野调查的时代。可是田野调查的方法并不能使人类学逃避“部分真理”的命运。科学不能穷尽真理，只能接近真理。民族志作为一种叙事，说到底是一种文学话语。这是近年来关于民族志的后现代思想。这样的思想，其实不仅适合人类学、民族志，科学技术史同样如此。

作为文学的科学技术史，既有诗学，也是政治。作为话语与文化研究的学者，我们的观点是：中国崛起的真正含义是，有那么一天，中国人引领世界的话语权，无论是学术、科学还是技术领域。中国范式成为世界的标准，中国的声音被世界聆听，中国的思想被世界言说，中国的语言传播至世界各个角落。我们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在仰望西方与民族激情之间找到平衡，在崇洋媚外与闭关锁国之间找到平衡，在自卑与自傲之间找到平衡，在追求现代性与秉承传统之间找到平衡。中国文化的重建，必要的时候需要摧枯拉朽式的革命，可是更多需要温文尔雅的教育与开启。我们期待着那一天的到来！

作者简介

丁建新，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南方学院外国语学院创院院长（双聘），中山大学语言研究所所长，广东省外语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2019－)。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广东省高校“千百十人才工程”、中山大学人才引进“百人计划”。在世界著名出版社Springer出版著作Linguistic Prefabrication（2018）。迄今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近50篇。主持完成国家哲学社科、教育部及广东省科研项目10余项。出版的其它专著或论文集有《批评视野中的语言研究》、《叙事的社会符号学研究》、《文化的转向》、《文化研究》、《批评语言学》、《边缘话语分析》等。专著《韩礼德研究》和译著《语言与性别》即将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任国际韩礼德语言学研究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Hallidayan Linguistics, Sydney）会长、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话语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会长。

文稿来源：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 作者：丁建新 编审：学校新闻宣传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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